《万历十五年》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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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要我推荐读史启蒙读物,这本《万历十五年》当为首选。该书以1587这个年份为切入点,以六个典型人物为章节分析了晚明衰败之原由。这本书自1982年经廖沫沙推荐在大陆出版以来,销量达百万册,读者对它的热情二十年方兴未艾。
1587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就在西班牙从海洋出兵准备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长的英国的前一年。我们的泱泱帝国,大明王朝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腐烂的气息。

万历从小即位,却在太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即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也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成年的皇帝渐渐明白,虽贵为天子,却终身受制于两股力量,一是奉行儒学的文官集团,二是承袭祖宗的孔孟道德,前者是实体,乃帝国庞大的文官系统,也是实际帝国的掌权者和维护者,后者是抽象的圣人道德,则是维系帝国秩序的理论根源。皇帝明白反抗两者,毫无意义,既然无法抵抗就开始了不合作的漫长怠政年代,“争国本”事件,就注定了皇帝是失败者,而他更没想到的是,即使在自己长眠地下,身边陪伴的也不是生前最宠爱的郑贵妃。很显然帝国的困局不在帝制上,否则自上而下的改革兴许可行,可惜终究敌不过浩瀚柬言,帝国只能选择沉默。

张居正试图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吏治为出发点,试图重塑帝国的财政税收制度,推动王朝的进步。然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确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传统,,以图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任何特殊都不容得于此,这一点颇象杨柏先生所比喻之酱缸,任何异物都难逃群而攻之的命运,张居正做了一个大异物,表面上他们迫于张居正的权威,不敢妄自抗议,太师以其特殊身份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而置己身名誉于度外。在一个以威权代替法治的王朝,张居正为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太师新政就如同空中楼阁,果然,太师死后不久,便因贪污受贿身败名裂,十年新政前功尽弃,帝国秩序又纳入原来轨道。

申时行师承张太师,却深知太师之所以身败名裂,也深知文官派系之甚,若不能左右逢源结局有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因此申太师不会步前任后尘,树敌改革,转而在文官集团派系间游刃有余,也懂得与皇帝适度进言。只可惜微妙的太极只能实现申先生理想中和谐社会,却无法使得帝国突破枷锁而新政重生,只叹息“世上已无张居正”。

海瑞试图恢复洪武时代复古道德传统,主张以封建传统道德去规范那些日益腐化的官僚,他以身作则、极度严正,甚至敢在奏章中批评嘉庆皇帝,以致后人以他为公正清廉的榜样,的确海瑞是个清官,是个好官,但为何处处受人排挤?为何李贽说他对王朝的危害要甚于一些贪官?海瑞是复古派的,自然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自然容不得他搅局,海瑞注定是个官场的异类,可一人之力何以撼动庞大潜在规则,海瑞也只能叹:“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了,海瑞来回于罢官闲赋起用间,死后无疑使朝臣松了口气,也难怪皇帝和同僚笑其无聊可笑、不合时宜了。

戚继光改革帝国军务,他将王朝量大质劣的军队恢复元气,创造了新的战斗技术,而成就是有效的抗击了沿海倭寇和北方蒙古人,然而正如古语所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张太师的倒台,将军也无可奈何,降职、责难、弹劾,最终凄凉辞世,无奈金戈铁马抵不过笔墨文章,军官一来不受文官信任,二来文官视战争为洪水猛兽,与固有秩序格格不入,随着戚的辞世,帝国失去了军事改革的先机,而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却酝酿着入土中原的力量。

作为思想家的李贽,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想冲破固有体制的困扰却无法找到出路,对神圣儒家经典的新论令人耳目一新,却往往过犹不及。脱胎于道德体制也难于跳出体制框架,渐渐使新论也双向化、神秘化,一半唯心、一半唯物,只见学说却难以实施,新论也只能以走向虚无主义的深渊,李贽郁郁而终,他或许无法理解,以为数众多的官僚去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绝不容许他去创造什么新的社会法则。

书中力图改变现状的人全部都失败了,而归根结底,帝国所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固定而且永不变更的体制,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道德规范准则的指引下,文官集团依附这种固有体制不断壮大自己的群体、不断控制着帝国的方方面面,以均衡阴阳的太极定律维持王朝的安全。当帝国以的稳定、安全作为衡量体制正确的唯一标准时,一切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异类准则就被抛弃了。道德代替了法律,文官集团控制下的帝国,要求所有帝国人民遵循以稳定与固守为目标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生斗小民都要在一种思想下行动,那就是固守的孔孟之道,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身存在的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单一的意识形态往往会学会淡化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最终遗忘,因为一旦某种意识站不住脚的时候它离死期也不远了,这一点在百年后帝制完结,一系列的失败的保皇运动可以证明。僵化的体制和固守的道德彻底堵死了帝国继续前进的道路,社会趋向于一种稳固的道德规范,尽管表面上承袭着“仁”的统一,然则其隐含的弊已显现,阴阳太极的均衡社会成为帝国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其中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该书作者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以其首先提出的 “大历史”而闻名于世,该观念正是在本书中初露头角。他所提出的“大历史”,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同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也正所谓“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明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历史中的显学,而作者早年对于明代财政制度的研究为大历史的提出打下了基础。这种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影响到了后来的吴思、顾宏义、李亚平等人。

我想很多人初读本书之时,感到有意思的同时却总觉得似懂非懂。在作者妙笔之下,一个个故事写的精彩纷呈。苦闷的万历皇帝、精明的张居正、老成的申时行、古怪的海瑞、孤独的戚继光、矛盾的李贽各自在特定时空的行止、忧郁、抉择和反应。在他的生花妙笔下,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历史。这种以史料为主的事件叙述,让长期受传统史学治学方法教育的我们感到一种不适应。大陆传统历史的治学,过分强调对观念和概念的重视,而忽视了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区分了三种历史,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向更高层次历史探寻的同时,尊重了最基本的“原始历史”。

在认清这一点后再读此书,我们就会发现人物之后的关系万千重。皇帝象征一种制度,他代表着至高无尚的皇权,却也受道德约束,就连和自己的心上人在一起也要受百般阻挠;而张居正代表着新兴的以经济制度为主的技术性改革,他试图通过从经济这种技术方法来推动国家的发展;申时行代表了原有的礼仪与制度的一元道德政治体制,他处处运用阴阳两种人际关系来调和冲突,构建他的“和谐社会”;海瑞则代表了道德和技术中的难以调和,虽然他有完美的道德但他却无法弥补制度和技术之短;戚继光代表了传统制度外的一种创新,他创立的新兴军事模式在原有制度下终究还只是美丽的昙花一现;李贽代表了多元思想对于传统的无力冲击,六十一岁出家的他试图抛弃传统的约束,追寻思想的自由,但思想的自由终究也难逃政治的束缚。这六个 “大历史”观之下的人物,共同揭示了本书的主旨:儒家以人治为主的道德思想,这单一意识形态困国。官僚系统里以礼仪代替行政,来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却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

作者有一个比喻“潜水艇三明治”, 意指中国传统社会的晚期结构类似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这如文官集团,大而无当,下面是一块长面包, 如同成千上万的农民,缺乏有效的组织,中间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其中的三个基本社会整和原则即尊卑男女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与法治、人权,无从改造利用。在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国大历史》中,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还是明代的张居正变法以及之后的戊戌变法,始终是处于一种道德与技术的反复中。而这种至上而下的技术式变法在中国的历史中注定每次都将失败,并且直接导致朝代的变更。本书的这种强调“技术视角”,淡化“道德视角”的深层思考是极具有现实意义的。

读书贵在思,从这本书里我们应该看到黄先生思想精髓之所在。我们读史应该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再来对史料进行整体把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而不能随意的对史料节选、阉割,更不能先入为主来读史。本书重点不在于告诉我们从晚明来看中国如何在世界潮流冲突下如何发生变化,而是大历史的角度下启发我们思考中国为何而变化。他不受制于事件的前因后果,而追求最高层次的“哲学历史”。
(文:鹿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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