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灯下的记忆》:读书人赵俪生的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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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1917-2007),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山东安丘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后经胡适、傅斯年推荐,进入史学界。先后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济南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处长、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执教半个多世纪,开设过中国古代中世纪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明清思想史、史学概论等许多课程,专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是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孤灯下的记忆》:读书人赵俪生的理想与现实

“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外人眼中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历史学家,夫人高昭一却知道,为了讲好课,背后得花费多少心血和汗水。

“盛暑天,俪生穿一条短裤,光着脊梁,汗流浃背,几乎整天坐在书桌边。”一坐就是几十年。没有电,就点根蜡烛;没有蜡烛,就点个用墨水瓶自制的小油灯。孤灯下,总有赵先生独自伏案的背影。三女儿赵絪也写道,“父亲一生在任何境况下不忘读书,只要有书读,怎样都可以”。

这就是读书人赵俪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下放农场,饥肠辘辘仍手捧《左传》;六十年代初,几近命丧荒郊又遭丧女之痛,还天天坚持工作,终夜译出王尔德《道廉·格雷的画像》。

从曾经令人歆羡、形象高大的学界美男子,到最终瘦到脱相、在死亡线上又被拉回来的可怜人。当命运的沉浮升降无从抵挡,书籍或作为最终的顽抗和疗伤。这亦是赵俪生那一代知识分子遭遇坎坷之时仍然顽强生存、承担的画像。

《孤灯下的记忆》里,赵絪只想写心里的父亲,“他一介布衣,很讨人喜欢,但也遭人恨”。赵絪想写得生动些,因为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人,有血有肉、有笑有泪。

颠簸流离 拗不过时代 摸不透人心

赵絪是家中的三女儿,1946年元月生于陕西蔡家坡。赵高夫妇最初相识是在革命队伍里,后来赵俪生害了场病,无奈回到西安,从此决定离开前线到后方,把教书定为今后的人生方向。蔡家坡是赵俪生八年中学教员生涯最后一个落脚点,此后,俩人怀抱着几双待哺儿女,辗转多地高校,来回北上南下,开启颠簸生涯。

1947年6月,经由傅斯年一张八行信纸的引荐,赵俪生手握校长姚从吾寄来的聘书,进入开封河南大学任文史系副教授,迎来他一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的起点。不过一年,开封攻城战打响,一周不到,满城疮痍。中原局势不稳定,教授们接到要到解放区去的通知。战时经不起犹疑,赵家五口随身只带了手底现钞,便和其他文化人士及家属一道,登上十轮大卡车,奔波在夜里。从初夏到盛秋,由中原抵华北。

彼时华北大学,由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而成,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还未来得及好好研究专业,赵俪生就为他的敢说敢言、不谙世故付出了代价。一次会上,对成仿吾校长的直言“不恭”让他三天后就被“调离”。公文上给出的理由是,山东已解放,急需干部支援。于是数九寒天,大人还怀着身孕,无奈举家南下。

一年过后,因为没摸透人心,年轻气盛的赵俪生在中科院编译局再度碰壁。本来好不容易争取到进京的工作,却因在私下抱怨郭沫若院长有“大人物”的架子,被打了小报告。他按捺不住火气,愤而请辞。郭院长留下便条“碍难再留,应予照准”,让赵俪生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还好艾思奇及时出面,拍加急电报介绍他去东北师大,才不至于让他离职后空无着落。

赵俪生曾在回忆录《篱槿堂自叙》中说,“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虽然在形体上并未碰得头破血流,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言传身教 课堂安在家里

在长春,盛夏刚过,凉意便起。因为是供给制,全家没有多余的储蓄再添置御寒新衣。好在山东大学华岗校长发来急电邀赵俪生速回。还未体验到东北关外严寒,全家便自长春迁往青岛,在山东大学住了七年。

赵絪回忆,“解放初期的山大校园,用‘名流云集、人才荟聚’来形容,真不过分。山大以文科见长,文史系有被其校史至今津津乐道的:中文系的‘四大金刚’、历史系的‘八马同槽’,形成了能与老字号北大文科抗衡的局面”。

在这样的风气下,1953年,赵俪生和夫人一起,开出了全国首创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课程。高昭一晚年在《回首忆当年》中提及,“我俩投入了不少的劳动,浩繁的资料整理、摘录,有影响的历代农民战争的地图绘制,编辑历代农民战争史年表。最重要的是理论的建树,真是不舍昼夜的辛苦。准备不到一年的时间,终于开出了这门前人没有开过的专门史课。”

讲课对于赵俪生是拿手戏。一方面他充分准备,一再重温,对上课如临大敌,稳操胜券;另一方面,他又善于把历史讲得生动有趣,很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加上他年轻时候热衷文学、投身翻译,又当过多年的教员,自然让他精心准备的课程,一开出便博得满堂彩。

女儿眼中,父亲的另一个“更自由、更放松”的讲堂开在家里,“‘哇啦、哇啦’起来根本把不住门”。这是赵家和许多学人家庭不一样的地方。赵俪生鼓励子女表达自我,说出自己的观点。即便有时争到面红耳赤,出言不逊,他也不横加制止,仍极力为儿女们营造出民主欢乐的氛围。多年以后,赵絪仍然感念父亲,“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我们从小就无视权威,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性格,虽非正统,却也树立了较为独立、自由的思想。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吃得很透,用不着别人告诉我们。于是乎在大灾大难面前,平时喜欢吵来辩去的一家人,凝聚力反而比别的人家要坚固得多。”

果然,当之后灾难降临,一家人都心齐如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在“大鸣大放”前后觉察到气氛不对后,主动要求调离。从此落户兰州,一扎就是半个世纪。

祸不单行 读史疗饥 译书救命

1959年底,在兰大没待几天,虚龄刚过44岁的赵俪生被划为“右派”派往山丹的农场,口粮定量是每月21斤,不足一个孩子的定额。

“每当我回想父亲六十年代初在河西山丹农场倒卧地铺,饥肠辘辘,点个用墨水瓶自制的小油灯,还在捧读《左传》以此疗饥的场景,就会让我想起路边乞食的读书人。”父亲曾给她讲过早年故乡乞讨的读书人的故事,让赵絪每每忆起都伤感不已。

祸不单行,二姐赵纪不慎滑下山崖,兰大校长江隆基拍急电叫赵俪生返家。腊月廿七,天还未亮,瘦脱了相的父亲,披着件破老羊皮就闯进门,“我回来了”。母亲第一眼并未识出她久别的丈夫,待辨出,不免失声,愕然泪下。

虚弱的父亲在家休养了些日子后发问,“我曾接到过纪儿的信,她说我回来时,定到车站接我,怎么这些日子了,总不见她回来……”苦苦撑着的母亲知道瞒不住了,才如实说给父亲听。

父亲听后好像没有多大反应,转身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在工作里。母亲劝他别累着,他也不听,天天专注翻译王尔德《道廉·格雷的画像》。没想到书译完了,人也渐渐精神起来。日后他常向人说,“译一部书,能救下人一条命。”再之后,他还写了长诗《哭赵纪》,当着全家人朗诵,一家人泪都噙在眼里。赵先生此后再也不爬皋兰山。

伉俪情深 患难相扶 一生相伴

虽然1963年兰大给赵俪生摘掉了帽子,但几年过后,先生终归是难逃劫难。“它总得有个终结,谁让咱赶上了这个时代”,赵絪一直记得父亲的告诫,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劫数,熬下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时过境迁,六十岁后,熬出头的父母终于迎来相对平和的暮年,他们互相扶持、相濡以沫近七十载,赵絪和姐妹们诧异,为何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突然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伺候父亲端茶喂药,反而只是支使他“给我倒杯茶来”“去给我拧个热毛巾”“把咱们吃的药数出来,倒到小盒里”。

父亲像小孩似的,天天在子女面前抱怨母亲虐待他,直到母亲真的离世,父亲也一副冷漠样子,还在客人面前数落已故的母亲。赵絪姊妹几个忍不住了,声泪俱下地痛斥老爹,父亲才落寞地说出“我错了”,但他也从此就像垮了似的,终日沉浸在对老伴的思念中,喃喃自语,“说的全是他们这一生相依相扶的往事,说到凄凉处,打着哭腔,让人觉得十分惨然”。

这时子女们才顿悟,老太太花费一年多的时间编了个谎,只为让这个不会自理的老伴能继续活下去,让他不想她,往前看。当父亲清醒了,说出“我错了”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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