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悲歌》:底层白人难圆“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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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一书,在特朗普当选之后,被美国精英阶层疯狂抢阅,横扫全美各大图书排行榜,并被《纽约时报》评为“读懂特朗普为什么能赢”的揭秘之作。书中呈现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底层白人,在一代之间便完成了从民主党支持者到共和党拥趸的转向,而这一转向的原因只能在这些“乡下人”焦灼与悲苦的心灵状态中得以体察。《乡下人的悲歌》:底层白人难圆“美国梦”

本书作者J.D。万斯(J.D。 Vance)便是“乡下人”的后代,同时也是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幸运儿”。他虽成功实现了从底层到精英的阶层飞跃,却认定自己骨子里是个“乡下人”。他的自述从祖辈经历起笔,进而聚焦于个人坎坷的奋斗之路,既真诚朴实,又显露出其带有社会学眼光的分析视野。可佩的是,本书并非贩卖个人成功经验的励志鸡汤,而是努力在“悲歌”中叩问“悲”从何来,在现实面前思考希望何在。

贫穷的后果

底层白人成最悲观群体

在讨论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时,我们通常会从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差异切入,但白人内部同样存在身份等级的差异,白人底层正日渐成为美国社会中最悲观的群体。

万斯在开篇处便坦言,自己是苏格兰-爱尔兰后裔(Scots-Irish descent)中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与美国社会的主流人群——东北部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WASP)——不同,贫穷是苏格兰-爱尔兰后裔的家庭“传统”,他们的祖先早年在南方当奴工,也曾当过佃农和煤矿工人,到了万斯外祖父这一代当上了工厂工人。具体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北迁工业城市的移民潮中,万斯的外祖父母从肯塔基州的小镇杰克逊迁到了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外祖父在俄亥俄州的钢铁公司阿姆科谋到工作,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美好生活”似乎不再遥远。

但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加工制造业的外迁,昔日辉煌的工业城市急剧衰落(它们因锈迹斑斑的闲置机器被形象地命名为“锈带”),白人工人阶级及其子女再度返贫,依然摆脱不掉“乡下人”(hillbilly)、“乡巴佬”(redneck)甚至是“白色垃圾”(white trash)的身份标签。如果说物质贫穷还有希望得到弥补,那么贫穷在心理与精神上产生的后果则难以根除,贫穷的后果在“乡下人”后代的身上更为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贫穷带来的绝望、焦虑、屈辱与非理性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万斯便是在极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万斯的外祖父酗酒,而且一度与外祖母关系严重紧张,充满了暴力倾向。他的母亲因早孕辍学,频繁地更换丈夫,因滥用药物导致精神崩溃,曾试图在高速公路上与12岁的万斯同归于尽,也曾为了通过体检向儿子求取干净的尿液。总之,家暴、酗酒、吸毒、沟通困难和缺乏安全感构成了“诱惑”万斯堕落的成长环境。

万斯的个案背后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普遍命运,半数以上的工人阶级拥有至少一次ACE(童年创伤),40%有过多次ACE。万斯以“局内人”的身份,层层解剖这种“残酷青春”带来的心理状态,进而指出了一个骇人的事实:贫穷带来的最为致命的后果是对自身的放弃,是对生命的否定,是对向上意志的摧毁。很多底层白人不断地给自我设限,认定自己是无能且无望的,捆缚双手全赖救济金度日,生命的精气神早已消散殆尽。

他们面对的是物质、情感与信仰的全方位贫穷。因此,万斯认为“乡下人”自身出现了问题,首先应该从“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去找原因。如果不消除贫穷在文化心理上的沉疴重负,那么,贫穷的命运只会在一代代人身上复制。换言之,一种以贫穷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形式被不断生产出来。这些生命如同“异类”,永世处于乡野与底层。这正是“悲”之所在。

阶层固化

当文化与教育成为“特权”

万斯的外祖母与母亲始终坚信,对于万斯这代人来说,要实现向上流动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以来,人们认为教育可以有效地消除黑人与白人、工人与中产阶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上的差距。通常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剥削难以消除,但教育还是提供了阶级上升的可靠渠道。

可实际情况却是,在万斯生活的城市米德尔敦,20%的高中生在毕业前就已辍学,像他一样考上常青藤名校的学生可谓“绝无仅有”。万斯回忆说,他小时候觉得成绩好是一种女性特质,而男子汉气概则意味着力量、勇气、打架以及赢得女孩子的芳心。

万斯的这一心理其实非常普遍,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呈现的田野调查表明,学校教育正在创造一种逃避知识的文化。工人阶级子弟通过叛逆与反抗来彰显“男子汉气概”,却也同时使自己丧失了成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如此看来,学校教育非但没有承担起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重任,反而加固了社会各阶层的区隔。

在学校之外,穷人的居住环境也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地租高低决定了居住环境的优劣,持续塑造着城市的面貌。米德尔敦拥有三块迥异的地理区域:其一,高中附近的区域,这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其二,工厂阿姆科的周遭,这是穷人住的地方;其三,万斯一家所在的区域,这里聚集了很多单亲家庭,到处是废弃的仓库和工厂,是“特别穷”的人才会选择的居住地。而且,政府主导的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促成了穷人与穷人更为集中的聚居。这使得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可能获得的物质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更为“稀薄”,而且绝望和无助的精神氛围更易被放大。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提倡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创建“共同文化”。而如今,尖锐的贫富分化撕裂了社会的“共同感”。万斯在求职面试中身着不甚得体的礼服,面对着上流社会炫目考究的物事,顿觉自己是个“文化移民”——精英与底层拥有着天差地别的生活方式。

他逐渐意识到,良好的居住环境与优质的教育资源不仅有助于个人素质的提升,更带来了由精英组成的人脉资源与社会支持。社会精英有条件也更有能力挖掘、培育与利用社会资产,通过搭建广阔的人脉网络,来获取占有绝对优势的成功机遇。而对于底层白人来说,机会不均等与输在起跑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突围之路

美国故事背后的世界难题

万斯与父辈的共同点在于,美国是他们的“神”。在万斯与外祖母心中,《终结者2》中的施瓦辛格作为一个强大能干的移民最终出人头地,代表了他们心目中的“美国梦”。17世纪以来的早期移民创造了一个自由、民主与世俗成功的神话,这构成了“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信念”是典型的新教文化的产物:只要努力奋斗,便可获得个人成功。这一乐观向上的态度体现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等经典文本中。直至奥巴马的自传《无畏的希望》,“美国梦”都在被不断重申。

然而,“乡下人”万斯的自传却是一曲“悲歌”。万斯根据调查数据指出,美国的白人工人阶级正逐渐成为最悲观的群体。超过半数的黑人、拉丁裔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期望他们的子女在物质上比他们成功。而在白人工人阶级中,只有44%有同样的期望,而且42%的白人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比他们的父辈还要糟糕。新一代白人工人阶级的物质贫困,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中显得愈加突出,与世隔绝、暴躁易怒与不信任他人越来越成为他们脸谱化的形象标签。希拉里的落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忽略了“锈带”城市工人阶级的愿望与诉求。

“美国梦”正在变质为一种讽刺。寒门难圆“美国梦”成为某种社会共识。这一境况并非“美国特产”,而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世界难题。中国社会近年来不断翻新着对穷人的命名——“蚁族”、“屌丝”、“凤凰男”、“凤凰女”、“杀马特”等等。其中最具症候性的文本是方方2013年出版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与《乡下人的悲歌》一样,小说借“个人悲伤”写出了“集体悲伤”。“悲”字作为两本书名共同的“题眼”,让我们注意到悲伤与绝望越来越成为我们时代的情感结构。小说中,涂自强通过个人奋斗从农村考入大学,但无论如何吃苦耐劳,都没法像万斯那样获得成功,最终肺癌夺去了他的生命。比照之下,万斯建议底层白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由得让人心生疑窦。毕竟,“涂自强”揭示出这样一种危险:“自强”或许只是一场徒劳。

《乡下人的悲歌》的优点在于写出了“活生生”的阶级再生产的过程,而它的遗憾则在于只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失却了对社会结构的整体反思与批判。说到底,在目前的阶级结构下,寒门子弟的升迁之路极为逼仄,“悲伤”之余,突围之路仍未可见。(来自《新京报》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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