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伤的墙》:此刻,谁在墙的另一边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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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光明走去的人永远不会孤单。”这是雅斯米纳·卡黛哈官网首页滚动的一句话。被誉为“继加缪之后,阿尔及利亚当代最重要的作家”,雅斯米纳·卡黛哈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加缪,不管是读他的书还是听他的电视访谈。这位出生在离当年小王子降临地球处不远的撒哈拉村庄的“贝都因人”,也是一位在阳光和苦难下长大的孩子。《哀伤的墙》:此刻,谁在墙的另一边哭泣

军人还是诗人

写作拯救人生

雅斯米纳·卡黛哈本名穆罕默德·莫莱塞奥,1955年1月10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撒哈拉沙漠的小村落。父亲曾是民族解放阵线(FLN)的军官,穆罕默德九岁时父亲送他去军校,他在那里完成学业,成了一名军官,在部队服役二十五年,直到2000年退伍。

上世纪九十年代阿尔及利亚内战时期,穆罕默德曾是打击伊斯兰救世军(AIS)和之后伊斯兰武装组织(GIA)的主要负责人,尤其在奥拉尼地区。“很小的时候,我的世界就被没收了。是电影和文学把这个世界还给了我。”军队纪律森严、等级分明,只有想象是自由的,写作成了他的乌托邦,再造那个被剥夺、被屏蔽的世界。小穆罕默德11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是一篇仿作,“抄袭”了经典童话小拇指的故事:小穆罕默德帮助哥哥们走出了森林,但他最后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而是决定留在森林里生活。小穆罕默德已经在日后要走的路上撒下了白色的小石子,那就是孤独的写作。

退伍后卡黛哈成了全职作家,2001年自传体小说《作家》发表,他在《世界报》等媒体上表明自己的男性身份,并在2002的《骗局》中全盘托出了身世。2013年1月26日,卡黛哈在一次电视访谈上说:“在部队我被当成怪物,因为我是个诗人;而如今文学圈的人也把我当成怪物,因为我曾经是个军人。”

当秘密被公开,不少人揪着他“前军人”的身份和曾经参与的军事行动大做文章——“雅斯米纳·卡黛哈,前军人”。很多人无法原谅他曾经属于那个野蛮的国家机器,抨击他手上也沾过大屠杀的鲜血。雅斯米纳·卡黛哈不得不以穆莱塞奥少校的身份对事件做出解释。他从不回避和否认他的过去,创作是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个人生活纠缠在一起,幽暗又显而易见的命运。如果读者只是被“前军人”这一叶遮住了眼睛,看不到卡黛哈把现代社会最禁忌的事件和话题作为创作素材——最极端的种族隔离、阶级差异和文明的冲突,那么这场“东西方聋子间(甚至还是瞎子间)的对话”如何继续?

为何会有恐怖分子

探寻当代伊斯兰

穆罕默德的写作很快招来了阿尔及利亚军方的注意,1988年成立了特别针对他的文字检查委员会。为躲避审查,他转为地下写作,用过几个笔名,最终他成了雅斯米纳·卡黛哈——妻子的名字,那是1990年。自以为是的出版商在合同上看到Yamina的名字时,想当然以为是作家妻子少写了一个s,于是Yamina(阿拉伯语“甘霖”的意思)变成了Yasmina(茉莉)。“我妻子支持我,她的支持让我经受了人生的种种考验。我用她的名字当笔名就像是戴上了桂冠,这也是我感谢她的一种方式。要是没有她,我就放弃了。是她给我勇气去打破禁忌。当我跟她说起军方审查时,她主动替我签了出版社的合约,并对我说了一句近乎神圣的话:‘这辈子,你把你的姓给了我,而我会把我的名给你流传后世。’”

从1973年至今,卡黛哈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被译介到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戏剧、木偶剧、连环画或舞剧。如果说《天主的羔羊》、《狼群在梦想什么》、《谍舰》、《K表妹》、《黑夜孕育白天》说的是阿尔及利亚故事:独立战争、腐败和伊斯兰教圣战对社会的荼毒,当然还有他自身充满回忆和自传色彩的故事;他的东方三部曲《喀布尔之燕》、《哀伤的墙》(也译作《攻击》)、《巴格达警报》敲响的就是后9·11时代的警钟,让我们正视暴力的发生和可能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暴力,为什么普通人会沦为恐怖分子甘愿当人肉炸弹。“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该往何处去?这些野蛮残忍的行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卡黛哈试图回答这些疑惑,“透过这些小说,读者得以获得一些概念,他们从而握有通往当代伊斯兰现象与文化之钥,透过我所提供的真相片段,读者可以自行拼凑,还原部分图像。”2006年卡黛哈在接受一家德国电台访问时说得更加直白:“西方国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诠释这个世界,同时还发展出一套能够配合自己世界观的理论,但那些理论无法完全反映现实。身为一个回教徒,我建议西方世界要用新的视点去看待阿富汗人、宗教狂热主义以及宗教苦难。西方的读者往往只碰触到问题的表面,而我的小说……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去了解问题的核心。”

谁在无端死去

阴霾世界中可有亮光

《哀伤的墙》讲述了一桩恐怖袭击事件:阿敏和丝涵是一对入了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夫妇。阿敏是外科医生,和妻子住在特拉维夫高级住宅区的一栋房子里,日子过得舒适恬静。但有一天,医院附近一家快餐店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丝涵罹难,更为惊人的是,调查显示丝涵就是那位原教旨主义派自杀式袭击者。

为什么多年来和他一起同甘共苦的妻子,会抛下他走上绝路?在痛苦、愤怒和不解的错杂情绪驱使下,阿敏决心找出究竟是谁将他的妻子变成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恐怖袭击发生后,阿敏的世界倾覆了,他在回家路上受到重重盘查和搜身,警察对他进行了车轮战式的审讯,三天后他被释放,回到家发现门口被贴了报纸,他遭到愤怒人群的谩骂和殴打,“臭恐怖分子!浑球!没良心的阿拉伯人!”在医院他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一些人写了请愿书反对他回医院,甚至建议政府撤销他的以色列公民身份。他花了那么多年克服血缘出身加之于他的沉重偏见的努力化为乌有,他去伯利恒、去杰宁寻找妻子的真相,或者还有他一直回避的自身的真相,到墙的另一边去,去看看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无端地哭、无端地死去。

有形的、无形的墙,横亘在街区、城市、国家之间,种族、宗教、人心之间,拿什么去拯救被扭曲的灵魂,用什么去消除野蛮、恐怖、仇恨和隔离,或许还有愚蠢、盲目、软弱和顽固?在末日般灰黑色的故事最后,卡黛哈给了我们一个虚幻、光明的尾巴,一个“跑得比苦难还快,比命运还快,比时间还快”的孩子,父亲的声音带他飞翔:“他们可以拿走你的一切;你的财产,你最美好的时光,你所有的欢乐,还有你所有的荣耀,乃至你的最后一件衬衫。但你的梦想会永远留在你身边,重新创造这个你被没收了的世界。”

我想起2009年第20届阿拉伯电影节上放映的一部伊拉克女导演哈娜·马卡尔巴夫的短片《本子》,卡黛哈是电影节的主席。片头字幕:“在有些国家,去上学……是一个梦想。”随后镜头里小女孩问小男孩:“阿巴,你可以带我去上学吗?”小男孩回答:“你没有本子和笔。”小姑娘说我可以从家里拿点东西去集市换钱。“谁要买我的鸡蛋?”小女孩手里捧着四颗很大的鸡蛋。市场上行人匆匆,有人撞到她,一个鸡蛋掉在地上。“你打碎了我的鸡蛋……我想上学,我要买一本本子。”镜头切换,小女孩站在一家小店门口,把一张纸币递过去,“我要一本本子。回家路上,小姑娘被一个男孩拦住,“你不准过去,你是不洁的。”几个小孩围过来,拿着木棍指着她:“你是不洁的,我们不让你过去。我们是塔利班,举起手来。把本子给我。”无辜的小女孩举起手,本子被夺走,撕烂了。小女孩怯怯地说:“我不想玩这个游戏。”大男孩说:“这不是游戏,他们在挖你的坟墓。”

这部短片和卡黛哈的创作属于同一序列,把残酷的真实猝不及防地推到读者面前,就像打开魔盒的潘多拉在慌乱中关上了盒子,错已铸成,但我们还有希望。加缪说,“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卡黛哈身上也有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夏天,阳光会穿透阴霾,重新照亮那个被没收了的世界。□黄荭

人永远不能逃离自己的国家,他逃离的只是他自己的真实或不幸,就像他的灵魂在自己的躯体里感到狭窄逼仄、无处安放。阿尔及利亚是人间天堂,但那里已经丢失了梦想,要去别的地方去寻找,然后把它移植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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