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获奖感言出炉:“我的歌曲创作是文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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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歌手、诗人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代为领奖,并演唱鲍勃·迪伦1963年经典作品《A Hard Rain s a-Gonna Fall》。

2016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正式举行,受人关注的不仅是获奖者领取获奖证书,还有他们的获奖发言。鲍勃·迪伦获奖感言出炉:“我的歌曲创作是文学吗?”

其中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已提前知会诺奖评委会,他会缺席这次领奖,而由有着“朋克教母”之称的美国女歌手、诗人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代为领奖,并演唱鲍勃·迪伦1963年经典作品《A Hard Rain s a-Gonna Fall》。

迪伦的获奖感言由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朗读。以下为他的获奖感言:

我很抱歉,我不能到现场与你们一起共享此刻,但是我很确定收到如此盛大荣誉使我内心倍感荣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是我从来不敢想象或者能期待的事情,从很小的时候,我便已经熟悉和阅读那些被诺奖认可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吉卜林、托马斯·曼、赛珍珠、加缪、海明威。其作品被陈列在学校教室、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在虔诚的读者印象中,而我现在加入了其中,这份喜悦让我无以言表。

我不知道,这些作家是否真的想象过自己能获得诺奖,但我猜当他们创作出一部小说、一部诗集、一部戏剧时,在很深的地方已经隐藏了这个内心秘密,这个心绪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有那么一丝希望获得诺奖,那我会认为这跟我能站在月球上的概率是差不多的。事实上,从我出生以后,几乎没有哪个获奖者是完全不受世人质疑的,我想我的获奖也会被归入到非常罕见的那部分。

当我在世界巡演过程中收到获奖信息时,我花了好一会儿去确认这个信息,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位在文学史上拥有伟大形象的莎士比亚,我想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剧作家,他认为他写的文字并非是进入文学,而是为戏剧舞台而生,是为了言说而不是阅读,当他在写《哈姆雷特》时候,他一定在想这些问题,“谁是适合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演出资金到位了吗?”“舞台现场足够容纳观众吗?”他的创作才华当然无可置疑,但他还是需要去关心这些问题,甚至在他脑海中最遥远的一个疑问是,“这是文学吗?”

当我十几岁大的时候开始写歌时,我开始对自己创作歌曲的能力有了一些认知,而对未来的期待也只是希望歌曲能够在咖啡厅或酒吧被人听到,最多是到卡内基音乐厅,如果让我梦想更大些,我希望我的音乐能被制作成唱片在电台播放,这真的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拥有唱片在电台播放意味着我将接触到更庞大的听众群体,并且这将鼓励我一直按照自己的理想走下去。

是的,我有幸一直在做我为自己规划好的事情,我发行了几十张唱片,在全球举办了上千场大大小小的音乐会,我的音乐是我一生最核心的中心,我也感激在不同的现场演出中看到不同文化带给观众的享受。

但我要说,为50000人演奏和为50人演奏是完全不同的,50000人更像一个简单的角色,而50人却能呈现出不同的个性,他们能表达出更清晰的诉求,你必须付出自己最大的才能去征服他们,事实上,诺奖评委的数量比这还要少。

然而,与莎士比亚一样,我常常被音乐创作和日常杂事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精力,“谁是更适合唱这首歌的人?”“这个录音室更适合这张专辑吗?”“我唱的音准对吗?”400年过去了,有些事并没有变化。

并且,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我的歌曲创作是文学吗?”

要感谢瑞典文学院,不仅愿意去考虑如此复杂的问题,还最终给出了如此精彩的回答。

授奖词:鲍勃·迪伦改变了我们 关于诗歌可以是什么

在典礼上,诺奖评委霍拉斯·恩格道尔发表了对鲍勃·迪伦的授奖词。以下为全文:

"国王和王后陛下、王子殿下、在座女士们和先生们,是什么带给了世界文学伟大的转变?通常是某些人抓住一个简单的、被忽略的艺术形式(它并不被认为是高深的),并将其改变。如此一来,在某些时刻,轶事和信件就发展为现代小说,街头圆桶板台上的杂耍就发展为剧场演出,地方语的唱腔废黜了拉丁诗歌,拉·封丹把关于动物的寓言和安徒生童话从童谣发展为法国高蹈派诗歌。每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就此而言,一位歌手和词曲作者现在来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应该成为令人惊讶之事。在遥远的过去,所有的诗歌都被用来演唱或配乐吟诵,诗人被称为史诗吟诵者、民谣歌手和吟游诗人,“歌词”(lyrics)一词出自“里拉琴”(lyre)。但是鲍勃·迪伦所做的并非是回到希腊、普罗旺斯等古典音乐,相反,他将他的全部身心投入20世纪美国流行音乐,即那类在电台播出的音乐,以及为普通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录制的唱片:它们包括抗议歌曲、乡村音乐、蓝调、早期摇滚、宗教音乐和主流音乐等。他日日夜夜地听歌,用他的乐器尝试新的创作,他一直在学习。而当他开始创作类似的歌曲时,这些歌曲变得俨然不同——在他的手中,这些素材发生了变化。从别人的传家宝或是被遗弃的废物,从平庸的韵律和机灵妙语,从脏话和虔诚的祈祷,从空洞的蜜语和粗劣的笑话中,他淘出了诗歌中的金子。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偶然?这并不重要。所有的创造都始于模仿。

即便在50年不间断的聆听后,我们还需要开始领会《漂泊的荷兰人》在音乐世界中的对应物。“他制造了美妙的节奏。”一位评论家在解释他的伟大时说。这是正确的。他的韵式如炼金术一样化解旧内容,创造出人类大脑几乎无法容纳的新内容。这让人震撼。在公众惯于听到流行式乡村音乐时,一个抱着吉他的年轻人站在舞台上,将街头语言与《圣经》熔于一体,制成一种让世界尽头看上去如无用的复唱一样的混合物。

与此同时,他以一种如此确信的力量歌唱爱,让所有人都希望拥有这种力量。突然之间,我们世界里的许多书呆子气的诗歌让人觉得贫血,而与其相比,他的同行所写的那种惯行公事的歌词就像老式火药比之炸药发明。很快,人们不再将他和伍迪·格思里、汉克·威廉姆斯作比,而是将他与布莱克、兰波、惠特曼及莎士比亚并列。而且这一切是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完成的——在商业化的留声机唱片时代——他将一种升华的形式回馈给诗歌语言,这种形式自浪漫主义时代就消失了。不是为了歌唱永恒,而是为了讲述围绕于我们身边的事物,就好像德尔菲的神谕在播报晚间新闻。

通过授予鲍勃·迪伦诺贝尔奖来认可这一革命,这是一个仅在事前看来大胆的决定,现在已觉顺理成章。但是他获奖是因为他撼动了文学体制吗?不完全是。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这一解释,我们与所有那些带着悸动的心,在他永不停歇的演唱会舞台前等待那个富有魔力的声音的人共享。尚福说,当一位如拉·封丹一样的大师出现时,文类的等级——关于文学中孰大孰小、孰高孰低的评价——便失效了。“当一件作品的美隶属最高等级时,作品的等级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写道。这是对于为何鲍勃·迪伦属于文学的最直接的回答:因为他的歌曲之美隶属最高等级。

以他的成就,鲍勃·迪伦改变了我们关于诗歌可以是什么,以及诗歌可以如何作用的观点。他是能和古希腊的歌手,和奥维德,和浪漫主义幻想派,和蓝调之王和王后,以及那些被忘记的优秀大师们相提并论的歌唱家。如果文学界有人发牢骚,要提醒这些人的是,神灵不会写作,他们舞蹈和唱歌。瑞典学院的美好祝愿将伴随迪伦先生未来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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