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全集》:以仁学感通时代的生命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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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推出繁体字版《唐君毅全集》30卷,九州出版社于近期又在台版基础上推出了收录更完全、题旨更集中、序类更合理、编校更精当的简体字版《唐君毅全集》39卷。从西南一隅走向整个文化中国的“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唐君毅先生,终于以其立德立言的不朽方式而回归他所魂牵梦萦的故土。

 恒守仁人之心

 以仁者型新儒家完成自己

唐君毅自幼恻怛,终生仁厚,儿时常于寂寞中作沉思冥想,每至日昏天晦,风雨鸡鸣,便若不胜其情。

16岁那年,唐君毅中学毕业去北京求学,父亲送他上船,并在船上陪他住了一宿。翌晨轮船鸣笛待发,父亲依依离去,就在父亲下船的一刹那,他蓦然涌起亲子别离的无限惆怅,并当下念及古往今来无数亲子的别离,多少伤怀愁绪笼罩着历史人生。到京后,唐君毅先入中俄大学,不久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预科。一天晚上,学校广场放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纪录片,影片放完,观众散去,唐君毅独自仰望星空,深感个人躯体在无限的宇宙中是如此的渺小,然而如同孙中山先生一样无数志士仁人的精神,决不是渺小的躯体所能及的范围。所有这些个人体验以及对于先人情怀的领悟,都使唐君毅认定,在人的生命底里,原本赋有一个真诚恻怛的仁体,由这一仁体所兴发的同情善念、博爱慈悲,都不是现实生活或物质条件所能够决定的。

1927年,唐君毅又转读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于1932年毕业,回到成都。前一年父亲感染时疫骤然去世,长子唐君毅挑起赡养母亲、培育弟妹的家庭重担。尽管自家经济拮据,唐君毅从不吝于资助他人。一次两位盲人父女在唐家附近卖唱行乞,唐君毅不忍观看,却两番送钱给乞者,还称赞他们是真正的音乐家,意思是他们得到的馈赠是应有的回报。这种发乎天性、自童蒙时代便一直表现出来的仁人之心,在唐君毅那里一生一世都没有改变过,他总是以自己那颗敏感的心灵去体察他人的苦难,以无限的悲愿力图将他人从苦难中拯拔出来。

1933年,唐君毅应母校之召前往任教,此后直到1948年,他主要归属于中央大学,1944年升任教授,并担任哲学系主任,为弥合师友分歧耗费了大量心力。1948年底,中央大学迫于局势紧张而停课,唐君毅辗转于上海、广州,最终于1949年夏秋间落脚于香港,与钱穆先生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办亚洲文商学院,次年改组为新亚书院。

此后直至逝世的近三十年间,唐先生始终为独立的或合并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鞠躬尽瘁。在新亚初期经济困窘时,他拼命发表文章赚取稿费以纾时艰;在新亚发展步入坦途后,他发表《希望、警觉与心愿》一文,警醒师生使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万世之太平由新亚而树立。直到去世前半个月,他还坚持抱病上课;在教学与著述之外,他还为新亚的管理及其社会资本的积累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同样是为了维护新亚理想,他对港英当局改变新亚、崇基、联合三书院的联邦体制而实行香港中文大学集中统一管理的做法进行了持久不懈的抗争。随着这场抗争的失败,唐君毅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以一位仁者型的现代新儒家完成了自己,被牟宗三先生推尊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

感通心之本体

 对宇宙人生怀有悲悯和挚爱

唐先生的著述基本上就是他所体认的仁心的呈现及其基于仁心的普遍推扩和形上提升而确立的“心之本体”之阐扬,他的学术体系因而可以概括为仁学。

他在1943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当时他还没有归宗儒家,故多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文化,后来他对这部著作甚为不满,而表示宁愿将他于1944年出版的第二部著作《人生之体验》作为自己的第一本书。在《人生之体验》中,唐先生表达了对于宇宙人生的隔膜、无常、冷酷、荒凉的感受;即使相知相爱之人或有无间之爱,也不过维持区区数十年;且这种无间之爱必将愈传愈淡。容纳这种冷酷人间的宇宙,实“若一充塞无尽之冷酷与荒凉之宇宙”。但是他却自觉对于这种宇宙人生怀有不容自已的悲悯和挚爱,“吾爱吾亲爱之人;吾望人与人间,皆相知而无间,同情而不隔,永爱而长存;吾望人类社会,化为爱之社会,爱之德,充于人心,发为爱光,光光相摄,万古无疆”,这无疑是他的仁心的表露,同时隐然体现出他亟欲为宇宙人生确立一个仁爱本体,从而将宇宙人生导入良善境界。

这个仁爱本体在他同年出版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中确立起来。唐君毅肯定有一能够如此对照地感受并汲汲于转化宇宙人生的恒常真实的根源,他体认这个根源就是“内部之自己”,亦即作为道德主体的“心之本体”,他说:“我之所以对现实世界不满,即由于我内部之自己。此内部之自己,我想,即是我心之本体,即是我们不满现实世界之生灭、虚幻、残忍不仁、不完满,而要求其恒常、真实、善与完满的根源。”

他进而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识,将心之本体普遍推扩于整个人类;而人类同具的心之本体必然有其终极来源,这个终极来源就是宇宙本体。此心之本体不仅产生批判现实意识,还是改善现实的动因。由此,唐先生以逻辑推导的方式确立了贯通天人的心之本体,并从此以阐扬心之本体作为终生志业。

阐扬仁学体系

 以中国文化精神观照自然与人生

1953年,唐先生出版《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此书综论中国文化、宗教、哲学、学术之起源,中国先哲之自然宇宙观、心性论、道德理想论,以及中国人在诸方面所表现的精神特质。唐先生这部洋洋三十余万言的著作概乎言之:“余以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此仁心即天心也。”

由于此著专论中国文化,故而他特别突出了心之本体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心之本体仅仅局限于时空一隅而不具有普遍性。在1954年出版的《心物与人生》之第二部中,他就揭橥了人类文化皆源于心灵精神之求实现真善美等价值这一主旨,无疑是将心之本体作为整个人文宇宙之根本。在其之后的重要著作《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等著作中,也都贯穿着对于心之本体的阐扬。

在1977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唐君毅指出不同境界的心灵是具有高下之别的,并不必均为道德之心,甚至不一定为自觉之心,而可为非自觉的觉他心或非道德的功利心,因此,觉他心或功利心亦为生命心灵活动进程的必然阶段。但是,承认觉他心或功利心的必然性,却根本不意味着赞成生命心灵便可滞留于此,毋宁说,生命心灵倒是必须尽快超越于此,而终归宇宙人生唯一至善光明之绝对真实之神圣心体。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出版不久,唐先生便与世长辞了。自1944年确立心之本体之后,对这一范畴的阐扬一直被他贯彻到生命的终点,因此他的学术体系就是以心之本体或仁体为核心的仁学。这个本体架构契合于儒家思孟一系“天命之谓性”及“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德性论,也与乃师熊十力先生“体用不二”、“即用见体”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一脉相承,由此贞定了他的现代新儒家地位,成就了他“身作证”的生命的学问。(胡治洪教授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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